我在一个雨天的下午结束了《走出非洲》的翻译，深吸一口清澈透明的凉气，想起非洲六千英尺高地的风。一百年前让二十九岁的凯伦·布里克森为之震撼的云端生活，一百年后，重新带回一首昔日乐土之歌。
翻译这本书的时间里，凯伦竟成为我生活中最亲近的人。每日进入书房，知道斯堪的纳维亚裔的“谢赫拉莎德”本人会盘腿坐在壁炉前，对我娓娓讲述她十七年间在一片奇妙大陆上乐见或遭遇的一切。我听懂她平静而不失慧黠地借动物、土著、殖民者与命运诉说的心事，看见一个漂洋过海、稍显虚荣的欧洲年轻小姐怀着热爱冒险的浪漫天性，在肯尼亚扛枪狩猎，为咖啡园的收成辛苦劳作，战时像个男人一般赶着牛车穿越马赛保留地，为政府跑运输。她与那位仅以只言片语带过的丈夫没能维系住婚姻，却在独身后找到一生至爱，与其飞上蓝天，冲散盐碱湖上千只火烈鸟的粉红色烟雾。
然而，疾病、死亡、失败、割舍，却是她生命中不断出现的课题。人们以为这是一幕悲剧，是一首恋旧的挽歌，却不见她在提到土著时说起：
他们的这种特性成为我最为欣赏的特性之一。他们拥有真正的勇气：对危险的纯粹爱好。这是创造物对造物主宣读命运的真实回应——当苍穹发语时，大地隆隆回响。我有时会想，他们发自内心对我们的恐惧，其实是恐惧我们的故意卖弄。落在一个呆子手里，他们死不瞑目。
落在呆板命运的手中，凯伦也会死于悲痛。听到派对上一位老太太高谈阔论，宣称自己愿意从头再活一次，聪慧如她心里念的是：
是啊，她的人生就是那种得活上两遍你才好意思说你活过的无趣人生。一首短咏叹调你可以从头再来一遍，一整篇乐章却不行——交响乐不行，五幕悲剧也不行。如果它再来一遍，只可能是因为它演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