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论多么有能力，表现多么优秀，只要解决不了育儿问题，女职员都免不了会有这些困扰。
根据金智英与郑代贤的陈述，粗略整理金智英的人生大概就是如此。她每周来接受两次心理咨询，一次四十五分钟。虽然她的症状好转了许多，变成别人的频率也大幅降低，但仍未痊愈。我为了帮助金智英解决当下的抑郁与失眠问题，开了一些抗抑郁的药物和安眠药给她。
刚开始听郑代贤诉说妻子的症状时，我怀疑会不会是过去只在书上看到过的人格分裂，亲自见过金智英以后，才确定应该是典型的产后抑郁延伸到育儿抑郁所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咨询，我变得越来越没把握，并不是因为金智英出现抗拒反应或自我封闭，而是因为知道金智英选择的人生之后，我意识到是自己太急于诊断，这并不是误诊，而是原来还有我从未想过的一面。
她通常不会马上抱怨自己当下遭受的不当待遇或痛苦，也不会一直沉浸在儿时的伤痛当中，虽然不容易先开口，但一旦打开了话匣子，就会愿意主动对你掏心掏肺、侃侃而谈，讲得有条有理。
要是我只是一名平凡的四十多岁的男性，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些事。我想到了我的妻子，我俩是大学同学，她比我会读书，也比我更有雄心壮志，然而她最终放弃了大学教授的工作，改当领固定薪水的医生。想到她最后离开职场的过程，我终于知道，原来身为韩国女性，尤其是孩子的母亲，背后究竟饱含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其实身为不是生产与育儿主体的男性，在没有像我这样遇到金智英这样的特殊案例前，不了解也是必然。
我父母的家在其他城市，太太娘家又远在美国，只好把孩子送去幼儿园，并轮流拜托不同的保姆照顾，如此这般，好不容易才苦撑下来。孩子终于上了小学后，下课后会送去安亲班(1)，跟老师学跆拳道、跳跳绳，等待母亲下班去接他。妻子对我说，她好像这才总算能好好喘口气。但是，就在暑假开始前，妻子被老师请去学校一趟，原来是因为孩子把笔芯插进了同学的手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