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卡吉特山谷医院待了两小时之后，父亲虽然还在急诊室，但已经从昏迷中醒来一段时间，能开口说话了。他说：“你能把我的鞋拿来吗？”不一会儿，我母亲、艾莉森、丹妮尔还有丹妮尔的丈夫伦纳德也赶到了，可惜当时父亲的眼睛已经又合上了，而且后来再也没有睁开过，他再也没有开口说过话，也没动弹过，除了眼皮、手指和脚趾时而**，除了胸脯上下起伏，还有咽部间歇性地跳两下。所以，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能把我的鞋拿来吗？”我当时答的是：“爸——”然后他又陷入了昏迷。
到了后半夜——因为，虽然医院里的一切都进展缓慢，但变化却从来不会停止——父亲被转移到了重症监护室，要上呼吸机了，面对这一情形，母亲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纸，是父亲写的《告医生书》，他在里面声明，“在头脑清楚之时”，决意并自愿要求，不要人为地延长他的生命，允许他自然地离去。母亲拿出这份文件之后，父亲再一次被转移，这次是去了另一个房间，房间的门通向两个走廊的交会处，是一个双人间。房间隔帘的后面，另一个人正在死去。窗户在她那一侧。在守夜期间，她的家人得从我父亲的床脚经过。我们在走廊里一起干等，于是不可避免地对他们有了一些了解。他们家姓瓦加斯。瓦加斯夫人已经做透析很多年，现在因为肾衰竭，已经快不行了，她的两个儿子、儿媳还有孙辈来来去去，女儿则一直守在这里，默默地坚持着。我们两个家庭的互动有些微妙，同时又很温馨。我们和瓦加斯一家理解彼此的感受，如果换在别的场合，这种理解是不可能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我们互相感同身受。我们仿佛正在一起远航，驾船的是医务人员。我们仿佛肩并着肩靠在栏杆上，驶过一望无际的深海。虽然我们也会聊点别的，比如医院自动售货机里卖的东西之类，但是我们同病相怜。后来，瓦加斯夫人去世了，她的遗体被推了出去。运送遗体的担架床从我们面前缓缓经过，给了死者应有的肃穆和尊重。在靠窗的那一边，瓦加斯夫人的女儿迅速收拾好她母亲的遗物，塞进袋子里，并在永远离开这间病房之前对我们说，她祝愿我们一切顺利，并会为我们祈祷。几分钟后，丹妮尔把隔帘拉开了，房间变大了，也更亮堂了。第二天晚上，丹妮尔和伦纳德的三个孩子都到了——一个从在塞拉利昂的维和部队赶来，另外两个分别从蒙大拿州和俄亥俄州的大学里过来——父亲的呼吸慢了下来，变得微弱，然后停止了，很快，他也和瓦加斯夫人一样，变成了一具遗体，也将被推往太平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