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名刑事律师。在他的办公室里，四面墙都是文件柜，里面堆满了案宗。几年前，那些案宗被移到箱子里，那些箱子又被堆进了我写小说的房间，从地板一直摞到天花板。这些案宗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上面标有日期和客户的姓氏，仿佛在窗户旁边筑了一座堡垒。于是，窗外的光线得从这堡垒中间的空隙穿过，才能照在我的稿纸上。
一天早上，我正坐在不带靠垫的温莎椅上。我家的窗户是嵌入式的，窗外，树叶被风吹得翻转过来，我翻开一本卷宗来看。上面的名字是“威尔顿，特蕾莎”，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封信，落款日期是1955年11月6日，是一位叫詹姆斯·洛弗尔夫人的女士写的，收件人是位于华盛顿斯特莱库姆镇的西部州立医院负责人，事关她的妹妹特蕾莎·威尔顿，那年早些时候，特蕾莎曾因精神疾病在西部州立医院救治，后来回了家。洛弗尔夫人在信中介绍了背景情况：特蕾莎有四个孩子；这些年，特蕾莎曾经多次离开她的丈夫弗兰克；两年前，特蕾莎曾经试图自杀；特蕾莎曾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特蕾莎家里现在有两个儿子，7岁的西恩和9岁的马库斯，但她没有能力照顾他们。洛弗尔夫人在信中写道，特蕾莎此刻正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并且坚信丈夫弗兰克想要害死自己和孩子们，甚至连他们的另一个儿子、当时正在韩国服役的肯尼斯也不准备放过。
第二天，我在一份名为《华盛顿州对战特蕾莎·威尔顿》的文件里看到了这么一段：特蕾莎·威尔顿从弗兰克的手提箱里掏出一把0.38英寸口径的左轮手枪，候在一间卧室的门口，趁他吃完早饭上楼梯的时候，从背后击中了他。弗兰克从楼梯上摔下来，死在了厨房的地板上，脸朝下，当时西恩和马库斯目睹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