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潮湿、闷热、低云灼烧的日子，我拿到了东莞居住证。
作为身份证的赝品，这个四方形硬卡片的表面，有层憔悴的光（在银行，它并不被承认）。那个将它发给我的警察眼神里映射出这样的含义：一个人，无论他的家乡有多么坏，任何逃离它的人，本质都是可鄙的，因为他生活在那个场之外，他让自己变得像个私生子。
一
我并不同意这种苛责。
迁徙对于一些作家意味着死亡，而对另一些作家，则是重生。
或者更武断一些：死亡的，是那些曾经在故乡有着强烈优越感的作家。
在新疆乌鲁木齐，我过的是靠稿费维生的自由写作生活。抵达东莞后，我的生活本质并未发生改变，所不同的，是我的外部环境。新环境让我每每陷入窘迫、颓废、悲愤乃至深思的境地中，好像我太孱弱，根本无法承受这些浓烈情绪般。我总是那么敏感。我被投进一个速成器，在短短几个月内，要将本地人用十几年、二十几年掌握的生活能力，悉数学会。
适应东莞生活的第一步，是将以“公斤”计算的习惯，改变成“斤”。
这种东西陡然少了一半而价格还比原来贵的日常生活，对操持一日三餐的主妇来说，是痛苦的。核算出一根黄瓜价值四元时，我的心尖一抽一抽地疼。我从不轻易买肉。如果馋，就买秋刀鱼，放上豆瓣，将膻腥味遮住。我敏锐地发现，每晚九点后，超市的食物要打折，便总赶着那个点去抢购。
在银行，我的新疆身份证引来穿着制服的柜台人员的惊呼，除了汉字，还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文字赫然展现；在大街上，我突然愣怔，招牌上明晃晃的“猪脚饭”，令我的眼仁儿生疼，像即刻就要流出眼泪（在新疆，某些词语是禁忌）；在公交车里，我听不懂妇女叽里呱啦的聊天。一个字都听不懂。我是从“出边落紧雨（外面正在下雨）”“有呣担遮啊（带伞了吗）”开始学习白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