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华生的某些想法虽然为数有限，却是执拗得出奇。很久以来他就一直在撺掇我自己写一篇办案记录。这也许是我自找的，因为我总是借机会对他指出他的描述是多么肤浅，并且指责他不严格遵守事实和数据，而是去迁就世俗的趣味。你自己来试试吧！这就是他的反驳。而轮到我提起笔来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内容确乎是必须以一种吸引读者的方式来加以表达。下面记录的这件案子看来必然会吸引读者，因为它是我手里最稀奇的一件案子，而碰巧华生在他的集子里没有收进它。谈到我的老朋友和传记作者华生，我要在此说明，我之所以在我微不足道的研究工作中不嫌麻烦地添一个同伴，那不是出于感情用事和异想天开，而是因为华生确有其独到之处，但出于本身的谦虚以及对我工作的过高评价，他忽略了自己的特色。一个能预见你的结论和行动发展的合作者总是有危险性的，但如果每一步发展总是使他惊讶不止而未来总是使他迷糊，那倒确实是一个理想的伙伴。
根据我笔记本上的记载，那是在一九○三年一月，即布尔战争刚刚结束之际，詹姆斯-Ｍ-多德先生来找的我。他是一个魁梧挺拔、津神饱满、皮肤晒黑的英国公民。当时，忠实的华生由于结婚而离开了我，这是在我们交往过程中我所知道的他唯一的自私行为。当时我是一个人。
我的习惯是背靠窗子坐，而请来访者坐在我对面，让光线充分对着他们。詹姆斯-Ｍ-多德先生似乎不知道怎样开场。我也无意引导他，因为他的缄默给我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他。我觉得使主顾感到我的力量是有好处的，于是我就把我观察的结论告诉了他一些。
先生，看来您是从南非回来的。
不错，不错，他惊讶地回答道。
义勇骑兵部队，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