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考虑到福尔摩斯先生的业务活动已达二十三年之久，而在十七年当中我一直是他的合作者和案情记录者，那就会清楚地明了我手中掌握着数量庞大的资料。对我来说，问题总是如何选择，而不是如何找材料。在书架上有一长排逐年记录的文件，还有许多塞满了材料的文件递送箱，这一切不仅对于研究犯罪的人来说，即使对于研究维多利亚晚起社会及官方丑闻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完整的资料库。关于后者我可以说，凡是那些写过焦虑的信来要求给他们的家庭荣誉和著名祖先保守秘密的人，都是大可放心的。我朋友福尔摩斯特有的谨慎态度和高度职业感，在我选择材料时仍然起着作用，我绝不会滥用别人对我们的信托。然而，对于近来有人妄图攫取和销毁这些文件的行为，我是坚决反对的。此次事件的指使者是谁，我们早已知道，我代表福尔摩斯先生宣布，如再发生类似行为，一切有关某政客、某灯塔以及某驯养的鸬鹚的全部秘密将公之于世。对此，至少有一个读者心里明白。
再者，也没有理由认为在每一案件中福尔摩斯都有机会显示他那特异的洞察力和观察分析的天才，这些我在回忆录中曾经不遗余力地描述过。有的时候他不得不费很大力气去摘果实，但有时果实自动掉在他怀里。而往往那最骇异的人间悲剧却是那些最不给他显示个人才能以机会的案件，现在我要叙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案子。我稍稍改换了姓名和地点，除此而外，都是真实故事。
有一天上午——那是在一八九六年末——我收到福尔摩斯一张匆匆写就的条子，要我立即前去。赶到之后，我见他坐在香烟缭绕的屋里，在他对面的椅子里坐着一位略上年纪的、婆婆妈妈的、房东太太型的胖妇女。
这是南布利克斯顿区的麦利娄太太，我朋友抬手说道，麦利娄太太不反对吸烟，华生，你可以尽情享受你的肮脏嗜好。麦利娄太太要讲一个有趣的事儿，它可能有所发展，那么你的在场将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