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年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伦敦浓雾迷漫。我真怀疑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期间，我们是否能从贝克街我们的窗口望到对面房屋的轮廓。头一天福尔摩斯是在替他那册巨大的参考书编制索引中度过的。他把第二天和第三天耐心地消磨在他最近才喜好的一个题目上——中世纪的音乐。但是到了第四天，我们吃过早饭，把椅子放回桌下后，看着那湿漉漉的雾气阵阵扑来，在窗台上凝成油状的水珠，这时我的同伙急躁活跃的性情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单调的情景了。他强忍着性子，在起居室里不停地走动，咬咬指甲，敲敲家具，对这种死气沉沉很是恼火。
华生，报上没有什么有趣的新闻吗？他问道。
我知道，福尔摩斯所谓的有趣的事情，就是指犯罪方面的有趣事件。报上有关于发生革命的新闻，有可能要打仗的新闻，还有即将改组政府的新闻。可是这些，我的同伴都不放在眼里。我看到的犯罪报道，没有一件不是平淡无奇的。福尔摩斯叹了口气，继续不停地来回踱步。
伦敦的罪犯实在差劲，他发着牢骚，好象一个在比赛中失意的运动员。华生，你看窗外，人影隐隐约约地出现，又溶入浓雾之中。在这样的天气，盗贼和杀人犯可以在伦敦随意游逛，就象老虎在丛林里一样，谁也看不见，除非他向受害者猛扑过去。当然只有受害者才能看清楚。
小偷还是很多的。我说。
福尔摩斯轻蔑地哼了一声。
这个阴沉的大舞台是为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设置的，他说，我不是个罪犯，这真是这个社会的万幸。
真是这样！我真心地说。
如果我是布鲁克斯或伍德豪斯，或者是那有充分理由要我的命的五十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在我自己的追踪下，我能幸存多久？一张传票，一次假约会，就万事大吉了。幸亏那些拉丁国家——暗杀的国家——没有起雾的日子。哈！来了，总算有事情来打破我们的单调沉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