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斯坦小姐以稳重的步履、沉着的姿态走进屋来。她是一个浅发女郎，体态轻盈，戴着颜色调和的手套，穿着最合乎她风度的衣服。因为她衣服的简单素雅，说明了她是一个生活不太优裕的人。她的衣服是暗褐色毛呢料的，没有花边和装饰，配着一顶同样暗色的帽子，边缘上插着一根白色的翎毛。面貌虽不美丽，但是丰采却很温柔可爱，一双蔚蓝的大眼睛，饱满有神，富有情感。就我所见到过的女人，远到数十国和三大洲，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副这样高雅和聪敏的面容。当福尔摩斯请她坐下的时候，我看见她嘴唇微动，两手颤抖，显示出紧张的情绪和内心的不安。
她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所以来这里请教，是因为您曾经为我的女主人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解决过一桩家庭纠纷。她对您的协助和本领是很感激和钦佩的。”
他想了一想答道：“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呀，我记得对她有过小小的帮忙。那一件案子，我记得是很简单的。”她并不认为简单。最低限度，我所请教的案子您不能同样也说是简单的了。我想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我的处境更离奇费解了。
福尔摩斯搓着他的双手，目光炯炯。他从椅子上微微倾身向前，在他那清秀而象鹞鹰的脸上现出了精神极端集中的样子。“说一说您的案情吧。”他以精神勃勃而又郑重其事的语调说道。
我觉得在此有些不便，因而站起来说道：“请原谅我，失陪了。”
没想到这位年轻姑娘伸出她戴着手套的手止住了我，说道：“您如肯稍坐一会儿，或者可以给我很大帮助呢。”
我因此重新坐下。
她继续说道：“简单地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是驻印度的军官，我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回了英国。我母亲早已去世，国内又没有亲戚，于是就把我送到爱丁堡城读书，在一个环境很舒适的学校里寄宿，一直到我十七岁那一年方才离开那里。一八七八年，我的父亲——他是团里资格最老的上尉——请了十二个月的假，返回祖国。他从伦敦拍来电报告诉我，他已经平安地到了伦敦，住在朗厄姆旅馆，催促我即刻前去相会。我还记得，在他的电文中充满了慈爱。我一到伦敦就坐车去朗厄姆旅馆了。司事告诉我说，摩斯坦上尉确是住在那里，但是自从头天晚上出门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等了一天，毫无消息。到了夜里，采纳了旅馆经理的建议，我去警察署报告，并在第二天早上的各大报纸上登了寻人广告。我们的探询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从那天气直到现在，始终没有得到有关我那不幸的父亲的任何消息。他回到祖国，心中抱着很大的希望，本想可以享清福，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