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交往很密切的那些年月里，提供我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解决的所有问题中，只有两件案子是通过我介绍而引其他注意的：一件是哈瑟利先生大拇指案，另一件是沃伯顿上校发疯案。在这两件案子中，对一位机敏而又有独到见解的读者来说，后一件可能更值得探讨。但是，前一件，一开头就十分奇特，事情的细节又非常富有戏剧性，因此它也许更值得记述，虽然它很少用得上我朋友取得卓越成就所运用的那些进行推理的演绎法。我相信，这个故事在报纸上已经登载过不止一次了。但是，就象所有其它诸如此类的叙述那样，只用半栏篇幅笼统地登出来，结果远未引仆人们的注意。因此，还不如让事实慢慢地在你眼前展开，并且让案情之谜随着每一项有助于进一步使人了解全部事实真相的新发现而逐渐得到解决，这样更加引人入胜。当时的情景，给我的印象很深，尽管时光流逝，两年过去了，我似乎还记忆犹新。
我现在要扼要讲讲的故事发生在我结婚后不久的一八八九年的夏天。我那时已重新开业行医，并且终于把福尔摩斯一个人舍弃在贝克街的寓所里，虽然我还不时地探望他，甚至偶尔还劝说他去掉他那豪放不羁的习性来我家作客。我的业务蒸蒸日上，凑巧我的住处离帕丁顿车站不远，有几位铁路员工就到我这里来看病。由于我治好了他们当中一位所患的痛苦缠绵的病，他就不厌其烦地到处大肆宣传我的医术，尽量将他能够对之施加影响的每一个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诊治。
一天早晨，将近七点钟的时候，我被女佣人的敲门声吵醒。她对我说，从帕丁顿来了两个人，正在诊室里等候。我急忙穿上衣服，匆匆下楼。因为经验告诉我，铁路上来的人，病情大都是相当严重的。我下楼后，我的老伙伴——那个铁路警察从诊室里走了出来，并随手把门紧紧地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