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粗略地看了一遍我积存的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〇年间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笔记和记录时，我发觉摆在我眼前离奇有趣的材料浩如烟海，实在太多了，竟不知如何取舍是好。有些案件通过报纸已经广为流传，但是也有些案件缺乏可供我的朋友尽情发挥其出类拔萃的才能的余地，而我的朋友的这种卓越才能正是那些报纸亟想报道的主要题材。还有些案件使得他的擅长于分析的本领无法施展，正象有些故事一样，成为有头无尾的了。又有一些案件，他仅搞清楚了一部分，对其情节的剖析只是出于推测或臆断，而不是以我的朋友所珍视的、准确无误的逻辑论证为依据。在上述最后一类案件中，有一个案件情节异常、结局离破，使我不禁要有所叙述，尽管与这桩案子有关的一些真相是从未弄明白过，而且也许是永远弄不明白的。
一八八七年我们经手过一系列颇为有趣和趣味不大的案件，有关这些案件的记录，我都保留着。在这一年的十二个月的记录的标题中，有关于如下各案的记载：“帕拉多尔大厦案”；“业余乞丐团案”，这个业余乞丐团在一个家具店库房的地下室拥有一个穷奢极侈的俱乐部；“美国帆船索菲-安德森号失事真相案”；“格赖斯-彼得森在乌法岛上的破案；还有坎伯韦尔放毒案”。记得在最后一案里，当夏洛克·福尔摩斯给死者的表上发条时，发现该表在两小时前曾被上紧了发条，从而证明在那段时间里死者业已上床就寝。这一推论对于廓清案情至关重要。所有这些案件，我有朝一日也许会略述其梗概，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案件比我现在就要执笔描述的有着一连串扑朔迷离的情节的案件更加怪诞不经。
那时正值九月下旬，秋分时节的暴风雨猛烈异常。一整天狂风怒号，苦雨击窗，甚至在这伟大的人类用双手建造起来的轮敦城内，我们在这时刻，也失去了从事日常工作的心情，而不得不承认伟大的自然界威力的存在。它犹如铁笼里未经驯服的猛兽，透过人类文明的栅栏向人类怒吼。随着夜幕的降临，暴风骤雨也更为猛烈。风时而大声呼啸，时而低沉饮泣，颇似从壁炉烟囱里发出来的婴儿哭泣声。福尔摩斯坐在壁炉的一端，心情忧郁，正在编制罪案记录互见索引；而我则坐在另一端，埋头于阅读一本克拉克-拉塞尔著的津采的有关海洋的小说。这时屋外狂风咆哮，瓢泼大雨渐渐变成海浪似的冲击，仿佛和小说的主题互相呼应，混成一体了。我的妻子那时正回娘家省亲，所以几天来我又成为我那贝克街故居的旧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