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后的第二个早晨，我怀着祝贺佳节的心情，前往探望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他身穿一件紫红色睡衣懒散地斜靠在一张长沙发上，右手边放着一个烟斗架，眼前还有一堆折皱了的晨报，显然是刚刚翻阅过的。沙发旁是一把木椅，椅子靠背上挂着一顶肮脏的破烂不堪的硬胎毡帽。帽子简直糟得不能再戴了，有好几处都裂了缝。椅垫上放着一个放大镜和一把镊子，这说明那顶帽子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挂着，目的是为了便于检查。
“你正忙着呢，”我说，“也许我打搅你了。”
“没有的话，我很高兴有一位朋友来和我一件讨论我研究所得的结果。这完全是一件毫无价值的东西。”说着，他竖件大拇指指了一下那顶帽子，“不过，同它有关联的几个问题却不是索然无味的，甚至还能给我们一些教益。”
我坐在他那张扶手椅上，就着木柴劈啪作响的炉火暖暖自己的双手，因为严寒已经降临，窗户上的玻璃都结了晶莹的冰凌。“我猜想，”我说道，“尽管这顶帽子很不雅观，但它却和某桩性命攸关的事故有所牵连，就是这条线索能引导你解开某个疑团，并且指导你去惩罚某种犯罪行为。”
“不，不，并非犯罪行为，”夏洛克·福尔摩斯笑着说，“这只不过是许多离奇的小事中的一件罢了。在一块仅有几平方英里的弹丸之地，拥挤不堪地住着四百万人口，这类小事是少不了的。在如此稠密的人群尔虞我诈的争逐中，各种错综复杂的事件都是可能发生的；有些疑难问题看件来很惊人和稀奇古怪，但并非就是犯罪行为。我们对于诸如此类的事件是早有经验的了。”
“是的，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我说，“那就是我记录上最近增添的六个案件中，倒有三个完全与法律上的犯罪行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