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满绿叶的五月柱[1]，不停灌酒，暴力冲突，争吵——拥有这些美妙风俗的仲夏前夜[2]或许是一年中最糟糕的工作日。
埃拉·舍丁自告奋勇，在瑞典最明亮的这一夜当班。她的同事们有孩子或者其他事情，比她更需要休假。
“你要走了？”母亲跟着她走到玄关。她的手不停游移，捡起放在五斗橱上的那些东西。
“我得上班，妈妈，我告诉你了。你看到车钥匙了吗？”
“你什么时候回来？”
她一手拿着鞋拔子，一手拿着一只手套。
“今晚，不过会晚点。”
“要知道，你用不着总跑过来，我敢肯定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现在我住在这儿，妈妈，还记得吗？”
紧随这段对话的是一阵忙乱的翻找，目标是钥匙。克里斯汀·舍丁坚持说她没动过钥匙——“我知道自己没碰过那玩意儿，你不能说我忘事。”——最后埃拉从她自己的后袋里找到钥匙，昨天晚上是自己把钥匙塞在那儿的。
拍拍脸颊。
“我们明天过节，妈妈，吃鲱鱼和草莓。”
“还要一大杯荷兰杜松子酒。”
“再来一点杜松子酒。”
气温十四度，头顶飘着一层薄云。气象预报打包票说整个诺尔兰中部阳光普照。下午就是适宜喝酒的好天气。从兰德到弗雷纳再到古德穆纳，在人们一代接一代前往消夏的居所中，在营地的冰箱里，在她经过的家家户户中，阿瓜维特酒已经被冰镇起来了。
克拉姆福什警局外头的停车场是半空的。大部分警力将集中用于晚班时段。
埃拉的一个年轻同事在入口和她碰头。
“得出警，”他说，“可疑死亡，死者是贡格尔登的一个老人。”
埃拉扫一眼他胸前的名牌。之前她和他打过招呼，不过两人从来没有在同一时间段当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