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妈妈，仲夏前夜是昨天，”埃拉打开几罐鲱鱼，第三次解释道，“我告诉你了，我们今天过节。”
“对，对，都一样。”
埃拉撕开三文鱼片的塑料包装，摆好餐桌，切点香葱。她设法让母亲坐下来擦洗土豆。参与，亲切感——这是需要固守的东西。
“别的土豆还没备好吗？”克里斯汀·舍丁嘟囔道，“我拿不准这些是不是够所有人吃。”
“今天就我们俩。”埃拉说。透过窗户，她冲着土豆地里的杂草微微点头。她没有告诉妈妈，现在她清洗的土豆来自超市。
“那马格纳斯呢，还有孩子们？”
把病人裹进茧子里，隐瞒真相——这可不是应对日益严重的痴呆症患者所应采取的正确方法，对吧？
“我邀请他了，”埃拉说，“不过他来不了，马格纳斯现在状态不好。”
前半句是假话，她没有给哥哥打电话。不过后半句倒是真的，几周前她在克拉姆福什主广场看见过他。
“孩子们不在他那里过周末吗？”克里斯汀原本在不屈不挠地擦洗土豆，现在她停下来。她的目光变得茫然而沉重，手无力地落入泥水中。
“这个周末不在。”埃拉说。
她们的身影落在摆着两人份食物的餐桌上。那束仲夏节花朵和毛茛看上去挺孩子气的。埃拉想说“我还在这儿”，可她知道没有用。
相反，她问道：“你还记得莉娜·斯塔弗雷吗？”土豆煮上了，她们小口地吃着草莓。她打开两瓶啤酒——淡啤酒给妈妈，印度爱尔啤酒给自己。她喝的这种酒产自纳姆索斯新建的精酿酒厂。对任何够胆在那种地方开办企业的人都应给予全力支持。
“记得吧？就是那个失踪的女孩。”
“不，我不记得……”
“行了，妈妈，你记得的。1996年的夏天，她刚十六岁。就在玛丽堡，在河边的那条路上，锯木厂的堆木场旁边，靠近旧的工友浴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