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拉通常不会在下班后和同事去喝瓶啤酒。通常她会直接驾车回到兰德的家中，确认母亲吃了晚餐，一切安好。
在瑞典语的语境中，“喝瓶啤酒”总是意味着至少灌下三四瓶，意味着要喝到打车回家，而埃拉的家距离酒吧将近十公里。
尽管如此，埃拉还是主动提出了。当他们重新梳理在跑马场得到的关键信息时，奥古斯特的语调透着点悲凉。他们走出门的时候，他问她是否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电视节目，不过大多数好看的节目他已经看过了。
“不然在克拉姆福什的晚上还能干什么？”
“你有没有去过克莱姆酒店？”话一出口埃拉就后悔了。即使他觉得孤单，那也不是她的责任。
“听起来很带劲。”奥古斯特说。
“等着瞧吧。”
克莱姆酒店的霓虹灯招牌缺了几个字母。在遥远的过去，埃拉曾在这里度过许多醉酒之夜，还碰到过一两次疯狂的一夜情，只有肉体，没有清晰的面孔。
奥古斯特从吧台走回来，拿着两瓶滨海高岸啤酒。
“你觉得强奸犯这事怎么样？有关系吗？”
“在酒吧里谈论案子——你觉得这样真的好吗？”
“我们还在餐馆里谈呢。”
“那时你只是告诉我最新消息，再说了，那里不会有人听的。”
两人环顾酒吧：铺满地板的地毯，软垫椅子，一群四十多岁的本地女人，几个神情阴郁的生意人。
奥古斯特拿起酒瓶喝了一口：“一辈子待在同一个地方，所有人都认识你，是什么感觉？”
他往后靠，眼睛闪着光。埃拉感觉到第一股酒劲在此刻直冲上头。没事的，他太年轻了，再说了，他告诉自己他有女朋友了。
“我在斯德哥尔摩住了几年。”埃拉说，“我总是想一旦我自己能做主，我就离开这里。”
“然后被爱拖了后腿，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