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粗略地翻看一连串内容不连贯的回忆录，想用它们来说明我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智力上的一些特点，但却觉得很难挑选出我所需要的例子。因为在侦破这些案子的过程中．福尔摩斯虽然运用了他那巧妙的分析推理手法，但案件本身，却往往平凡无奇，我觉得实在不值得向读者介绍。另一方面，也经常发生这样一种情况，他虽参与侦破了一些案情离奇、富有戏剧性的案子，但他在侦破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又不能满足我给他写传记的愿望。我曾经记述过一件案子，题目是“血字的研究”，后来又有另一个有关“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失事案，都是能作为使历史学家永远感到惊奇的例子。现在我要记载的这件案子，在侦破案件中我的朋友虽然没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整个案情却很离奇，我觉得实在不能够遗漏不记。
七月里一个闷热的阴雨天，我们待在窗帘放下了一半的起居室里，福尔摩斯蜷卧在沙发上，反复读着早晨接到的一封信。由于我在印度服过兵役，使我养成了怕冷不怕热的习惯，因而即使气温达到了华氏90度，我也毫不觉得难受。不过，这天的报纸实在枯燥无味。议会已经休会，人们都离开了城市。我希望到森林中的空地或南海的铺满卵石的海滩一游。但因我的存款拮据，我推迟了假期。而无论是乡下或是海滨，都丝毫不能引起福尔摩斯的兴趣。他只喜欢混迹于五百万人口的中心，关心他们中间关于悬而未决的案件的每一个小小的传闻或猜疑。对于欣赏大自然，他却丝毫不感兴趣。而他唯一的改变，是去看望他在乡间的哥哥。
我发现福尔摩斯正全神贯注，我便把那乏味的报纸扔到一旁，靠着椅子，陷入了沉思。忽然，我的朋友打断了我的思绪： “你想得不错，华生。用这种方法解决争端，真的太荒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