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季，我从清江营里辞职回来，有一个朋友请我到上海某新剧社充当编辑，更请我的兄弟教授西乐。[1]当时我以为研究新剧，倒是通俗教育的事业、改良社会的捷径，便一口应允了。
哪知我走了进去，却大大不对头寸[2]。那社里头除了几个办事人之外，九流三教，无所不有，实在是个极芜杂的社会。初与他们相处，彼此便觉得扞格[3]。长久下来，却习惯成了自然。虽然不与他们同化，却也没有什么稀罕了。
春去秋来，时光迅速。不知不觉，我已在那社里混了一年。这一年中间，我却长得许多见识，将那下流社会的心理习惯，以及他们的交际，统通详细研求，做了我日记的材料。这都不在话下。
单说某天的下午，我坐在房间里写信，我兄弟却走进来与我闲话。
这房间很是宽大，前面半间，铺两张床，一张是我睡的，一张是社员唐某睡的。靠窗放一个桌子，就是我读书写字的座位。后面半间，储藏了许多社中公用的衣装，共有十多箱，估算起来，也很值几千块钱。这些行头，都是唐某经管的，所以他住在这里看守。
我因为这房间比别处安静，也就在里面下榻。因为这屋子，平时没有杂人进来，虽有许多衣装放在里面，却始终没有遗失一样东西，所以大家就不免大意。有时房门未锁，人已走出去了，竟有连衣箱都不锁的时候。
我们谈了一会，见没有什么要紧话说，我仍旧写信，我兄弟便走到后房去了。
忽然听他喊道：“呵哟，这假发哪里去了？”说着便捧了一个极精致的盒子，走了出来。
我认得这纸盒，是装假发的，四面都贴了美人跳舞的图画，委实好看。社员见了它，都是爱不释手，进这房子的人，都要拿在手里把玩。这假发，是花了五十元的重价，托人到法国买来的，制作十分精巧，不论男女，戴在头上，那一丝丝的金黄头发，竟与真的一般，所以是演剧化装的紧要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