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荒唐了，”她说，“这么多年了，我经常到这儿来，谁也没有告诉我要提前打电话。我总不能站在这儿干等吧，我可是忙得很。”
一个美国女人站在接待处前面，冲着斯特芬妮·克拉克大喊大叫。我是从报纸上以及对这起杀人案进行报道的电视新闻中认识她的。她叫芭比·黑尔曼，是艾丽西亚在汉普斯特德的邻居。那天晚上加布里耶尔被杀的时候，她听见枪声就打了报警电话。
芭比是个金色头发的加州女人，年纪在六十五岁上下，或许还要大一些。她整过好几次容，现在是电视5频道的得力干将。她的名字也真是名副其实——她看上去就像个惊讶的芭比娃娃。她显然是那种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女人——她发现要探视病人必须事先预约后，就在接待处大声嚷嚷表示不满。
“我来跟主管说。”她说着打了一个很夸张的手势，好像这里是一家酒店，而不是心理诊疗所，“这太荒唐了。主管在哪里？”
“我是主管，黑尔曼夫人，”斯特芬尼说，“我们以前见过面。”
这是我第一次对斯特芬尼产生了隐约的同情。遇上芭比这样胡搅蛮缠的人，也着实让人同情。芭比像连珠炮似的说了很多，而且说得很快，根本就没有停下来让对方进行回答。
“呃，你从来没提到探视要事先预约。”芭比哈哈大笑起来，“他妈的，在名牌大学占一张桌子都比这个容易。”
我走过去，对斯特芬尼善意地笑了笑。
“我能帮点什么忙？”
斯特芬尼怒气冲冲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谢谢了。我能应付。”
芭比饶有兴趣地打量了我一番：“你是什么人？”
“我叫西奥·费伯，是艾丽西亚的心理治疗师。”
“哦，真的吗？”芭比说，“真有意思。”显然，她觉得心理治疗师不像病房主管，还是可以打交道的。这时候，她就只跟我讲话，把斯特芬尼晾在一边，好像她顶多就是个接待员。我不得不承认，我心里有点不道德地感到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