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半我爬起来，在睡眠边缘浮沉了六个小时，我居然休息得出奇地好。我冲澡，刮脸，吃了咖啡和面包卷当早餐，然后去圣保罗教堂。这次不是去地下室，而是去上面的教堂部分。我在条凳上坐了十分钟左右，然后点了两根蜡烛，把五十块钱塞进捐款箱。我走到六十街的邮局，换了两百块的汇票，买了个印着邮票的信封。我把汇票寄给住在赛奥西特的前妻。我想写个字条附在信封里，但无论怎么写都像在道歉。钱太少，寄得太晚，但不用我说她也习惯了。我用一张白纸包好汇款单，就这么寄了出去。
天色灰蒙蒙的，天气有点凉，感觉还要下雨。一阵寒风吹来，像飞毛腿后卫似的刮过路口。竞技场大楼门口，一个男人骂骂咧咧地追他的帽子，我不由自主地抬起手，拉了拉自己的帽檐。
我都快走到银行了，才想起来金的预付款已经所剩无几，没必要一本正经地去做金融交易了。于是我拐回旅馆，付了下个月的一半租金。百元大钞只剩下一张还没动，我干脆顺便把它换成十块和二十块的零钱。
你说我为什么不先全收下那一千块呢？我想到我说过的激励动机云云。好吧，这下我有个激励动机了。
我的邮件还是老一套，几封广告信，一封本选区国会议员的公开信。没什么非读不可的。
没有钱斯的留言，这也在意料之中。
我打给他的应答服务，又留了个口信给他，没什么理由，就因为我乐意。
我离开旅馆，整个下午都待在外面。我坐了几次地铁，但以步行为主。天色总像是要下雨，但雨就是不下，风越吹越嚣张，却始终没能刮走我的帽子。我去了两个警察分局、几家咖啡馆和五六家下等酒馆。我在咖啡馆喝咖啡，在酒吧喝可口可乐，和几个人聊了聊，做了一些笔记。我打了几次电话给我住的旅馆的前台。我估计钱斯不会打电话来，但我想保持联络，以免金打来电话。然而一直没人打给我。我打过两次金的电话号码，两次接电话的都是自动答录机。如今人人都有这种机器，机器迟早会开始自己拨号，互相交谈。我没给她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