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大不了的。刚开始我都没感觉到酒精的力量，随后我体验到的是微弱的头痛和反胃的预兆。
唉，我的生理系统已经不习惯喝酒，我远离酒精已经一个星期了。上次我整整一周不喝酒是哪年哪月来着？
我记不起来了。也许是十五年前吧，我心想。也许是二十年前，也许更久。
我站在那儿，一条胳膊搭在吧台上，一只脚踩着身旁高脚凳底下的横杆，我试图确定自己感觉到的究竟是什么。结论是某些地方不像几分钟以前那么疼了，但另一方面，我感觉到了某种奇异的失落感。然而我失去了什么呢？
“再来一杯？”
我正要点头，但及时阻止了自己，我摇摇头。“现在不了，”我说，“能给我换点硬币吗？我要打几个电话。”
他给我换了一块钱的硬币，告诉我投币电话在哪儿。我把自己关在电话亭里，取出笔记本和笔，开始打电话。我花了几毛钱，搞清楚是谁负责达吉南的案子，又花了几毛钱联系那个人，最后我的电话被转到北中城区的刑警办公室。我说我找德金警探，接电话的人说了句“稍等”，然后我听见一声“乔？找你的”，片刻过后，另一个声音说：“我是乔·德金。”
我说：“德金，我叫斯卡德，我想知道你在达吉南的案子里有没有逮捕任何人。”
“你说你是谁？”他说。
“我叫马修·斯卡德，我不是想从你那儿打听消息，而是想给你消息。要是你还没逮捕那个皮条客，我也许可以给你一条线索。”
他停顿片刻，说：“我们还没进行逮捕。”
“她有个皮条客。”
“我们知道。”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我说，斯卡德先生——”
“她的皮条客叫钱斯。有可能是姓，有可能是名，也有可能是化名。他没有案底，至少这个名字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