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去买了《新闻报》。一桩新的暴行把金·达吉南赶下了头版。华盛顿高地上有一位年轻的外科医师，他是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驻院医生，在河畔公路的一场抢劫中遭到射杀。他根本没有反抗，但凶手开枪打死了他，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受害者的遗孀将在二月初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应召女郎砍杀案掉到了里面的版面上。报道的内容昨晚我都听德金说过。
我出去走了很久。中午时分，我来到基督教青年会，但坐立不安，在见证环节中起身溜走。我走进百老汇大街的一家熟食店，吃了个熏牛肉三明治，喝了瓶普赖尔黑啤。晚餐时间我又喝了瓶啤酒。八点半，我来到圣保罗教堂，但只是绕着街区走了一圈，然后径直返回旅馆，没去地下室参加活动。我强迫自己待在房间里。我想喝一杯，但我已经喝了两瓶啤酒，我决定把每天的配额定为两杯。我觉得只要不超过这个额度，自己就不可能惹上麻烦。无论我早晨一睁眼就喝还是晚上临睡前最后喝，无论我在旅馆房间里喝还是去酒吧喝，无论我一个人喝还是和别人一起喝，总之每天就喝两杯。
第二天是星期三，我睡了个懒觉，在阿姆斯特朗酒馆吃了顿迟到的早饭。我走到市图书馆，在那儿待了几个小时，然后在布莱恩特公园里坐下，直到毒贩子烦得我无法忍耐。他们已经彻底占领了公园，认定只有潜在的顾客才会费神走进公园，因此你坐在那儿看报纸就注定被一次又一次打断，他们推销兴奋剂、镇静剂、大麻、麦角酸以及天晓得其他什么东西。
晚上我去八十三街参加戒酒会活动。米德莱德，从不缺席活动的成员之一，她宣布那天是她的纪念日，她最后一次喝酒已经是十一年前了，全场掌声雷动。她说她没有任何秘诀，她只是每次坚持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