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月6日
事情发生得很快，有时确实如此。雷切尔感染流感几个小时后撒手人寰。
亨里埃塔说，她脸色发青，呼吸困难。当瘟疫降临时，一切挣扎都是徒劳。就像此前的许多人一样，她窒息而亡。
即便医生能赶过来，也没有什么区别。西班牙流感蔓延全球，全世界的医生都无能为力，又能指望一位当地的医师做些什么呢？
亨里埃塔说，大法官一直陪伴她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这件事会摧毁他。”
“他几年前就毁了。”我说。
“他跟她说话的时候，仿佛她还活着一样。”
“在他眼里，她是完美的，是永远不会犯错的女孩。所以她才变得那么恶劣——”
“噢，朱丽叶。我们不能说坏话——”
“我厌恶她，”我说，“雷切尔·萨维尔纳克善妒、自负、残忍。她也厌恶我。”
亨里埃塔苍白的脸颊泛起红晕。她不习惯直言不讳，至少面对她侍奉的人时不会，但是她很诚实，不会否认事实。她抚摩着我的手。
我知道她很害怕，害怕丢掉工作，害怕癫狂的愤怒令大法官诉诸暴力，或许，也害怕我。
至于我，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先是失去父母，紧接着雷切尔离世，我茫然不知所措。然而，有个问题清晰、不容回绝地充斥我的脑海。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