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吉姆·法布尔和我通常在一家中餐馆吃每周一次的晚餐，不过我们有时候也会换个地方。六点半，我们在老地方见面，七点刚过几分钟，他问我是不是要去赶火车。“因为十五分钟里你已经看了三次表。”
“对不起，”我说，“我都没意识到。”
“你急着要办什么事吗？”
“嗯，晚一点儿我还有事，”我说，“但时间足够。八点半以前我哪儿都不用去。”
“我八点半要去参加戒酒会的活动，但你要去办的应该不是这种事吧？”
“不是。今天下午我去过了，因为我知道今晚我没空参加。”
“你的这个约会，”他说，“你紧张不是因为桌上会有烈酒，对吧？”
“天哪，当然不是。最烈的也只会是可口可乐，除非有人买了焦特。”
“那是什么，我没听说过的什么新毒品？”
“那是一种可乐，就像可口可乐，但咖啡因多一倍。”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受得了。”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试试看。想知道等会儿分开后我要去干什么吗？我要用假名住进旅馆，然后叫三个少年来我的房间。”
“别往下说了。”
“我也不会说的，因为我不希望你对一项重罪知情不报。”
“你打算和三个孩子一起犯一项重罪？”
“会犯重罪的是他们，我只会旁观。”
“多吃点儿海鲈鱼吧，”他说，“今晚烧得格外好。”
晚上九点钟，我们四个人聚在了一间拐角客房里，房费每晚一百六十美元。酒店名叫福隆特纳克，共有一千两百个房间，几年前由日本人出资建造，然后被卖给了一个荷兰企业集团。酒店位于第七大道和五十三街的路口，我们的房间在二十八层，能看见一小段哈德逊河。准确来说，应该能看见，假如我们没有拉上窗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