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百老汇大街的一家二十四小时咖啡馆坐了坐。有人把一份《纽约时报》留在了卡座里，于是我一边吃煎蛋、喝咖啡，一边读报，但一个字都没看进去。我昏昏沉沉，剩下的那点儿精神都在自作主张地琢磨日落公园地区的六部投币电话。我一次又一次地掏出那份清单研究，就好像电话的顺序和方位里蕴含着某种秘密，你需要的只是一把钥匙。应该有个什么人可以让我打电话给他，声称发生了五号紧急情况。“告诉我你的访问码，”我会命令对方，“告诉我你的密码。”
等我回到旅馆，黎明已经点亮了天空。我洗了澡，躺下，辗转反侧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放弃，起来打开电视。我看了一个电视网的早间新闻。国务卿刚访问完中东回来，他们先采访他，然后采访一名巴勒斯坦问题发言人，听他评论在中东建立永久和平的可能性。
这让我想到了我的委托人，尽管他其实一直没离开过我的脑海。节目接下来访问的是一名新晋奥斯卡金像奖得主，我按下遥控器上的静音键，打电话给凯南·库利。
电话没人接，但我反复尝试，每隔半小时打一次，最后在十点半左右联系上了他。“刚进门，”他说，“这一趟最吓人的就是从肯尼迪机场坐出租车回家的这段路。司机是个从加纳来的神经病，一颗假牙是钻石，两边脸颊上都有出身部落的疤痕标记，开车疯得像是死于交通意外能保证你优先进天堂，顺便还能发张绿卡。”
“我好像也坐过他的车。”
“你？我以为你从来不坐出租车的。我以为你只喜欢坐地铁。”
“昨天我坐了一夜出租车，”我说，“计价器都快跳爆了。”
“嗯？”
“一种说法而已。我认识了两个搞电脑的人，他们设法从电话公司的记录里扒出了公司声称不存在的数据。”我大致说了说我们都做了什么和我了解到了什么。“我找不到你，来不及等你批准，于是我就自作主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