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利不在办公桌前。布鲁克林警察局凶杀科接电话的男人说假如有急事，他可以帮忙打凯利的寻呼机。我说事情非常重要。
电话响了，伊莱恩接听，说：“稍等。”她朝我点点头。我接过听筒，说你好。
“我老爸记得你，”他说，“说你这人特别执着。”
“哈，那是很久以前了。”
“他也是这么说的。所以你有什么急事，非要在我吃饭的时候打我的寻呼机？”
“我有个关于莱拉·艾尔瓦雷斯的问题。”
“你有个问题？我还以为你有情报呢。”
“关于她做的手术。”
“‘手术’，你这个词倒是用得好。”
“你知道凶手是用什么工具割掉她的**的吗？”
“知道，断头台。斯卡德，你为什么忽然想起来问这些？”
“他有没有可能用的是一段钢丝？比方说钢琴弦，就像勒杀索那么使用？”
一阵漫长的沉默，我在想我会不会发音不准确，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他的声音忽然变得紧绷起来，说：“你到底掌握了什么情况？”
“我等着和你讨论这个情况等了十分钟，其中五分钟在等你打电话给我。”
“真该死，先生，你到底查到了什么？”
“艾尔瓦雷斯不是他们唯一的受害者。”
“你说过了，还有戈特斯坎德。我读过案卷，认为你说得对，但那该死的钢琴弦是从哪儿变出来的？”
“还有一名受害者，”我说，“受到强奸、凌虐，并且被割掉一侧**。区别在于她还活着。我猜你肯定想和她聊一聊。”
德鲁·卡普兰说：“pro bono，对吧？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每个人都认识这两个拉丁单词吗？我从布鲁克林法学院毕业的时候，学会的拉丁文都够我自己开教堂了。Res gestae、corpus juris、lex talionis。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词。只有pro bono。你知道pro bono是什么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