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就不能滚出我的生活！”她尖叫道，“砰”的一声挂上了电话。
关于与母亲谢里的最后一次对话，黛比·多明戈（DebbiDomingo）记得最清楚的是她们没有交谈，只有喊叫。1981年7月26日，星期天，圣巴巴拉正处盛夏。岸边的雾气与桉树的湿气都已退去。太平洋的海水逐渐升温，白色的海浪拍打着柔软的沙地，奔向一排望不到边际的100英尺高棕榈树。十几岁的男孩们青春洋溢，留着柔软的头发，有与生俱来的肌肉，他们带着冲浪板冲到海里，表演当地人称为“冲浪弹跳”的动作。这是圣巴巴拉的魔法时刻，黛比不用在格拉纳达剧院打工的时候，就想沐浴在这种氛围中。她喜欢东海岸的活力，特别是沙滩排球。那天下午，黛比遇到个小问题，于是在斯泰特街的一部付费电话前刹住了她的10速自行车。她从剪短的牛仔裤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而母亲接了电话，黛比直入主题。
“我要回家拿泳衣。”黛比说。
而母亲冷漠的回答令她感到诧异。
“不行。”谢里说。
黛比眼中蹿出一阵怒火。她紧紧抓住电话，和母亲顽固地争执起来。母女关系又回到了两人分开时的状态。
那是四天前，在阿纳卡帕街1311号拐角处一栋不起眼的小房子里，也就是在克莱因瓶危机庇护所的总部。克莱因瓶是一个帮助青少年解决烦恼的组织，7月中旬，黛比出现在这里。她带着匆忙打包的书包，骑车逃到了这里，她很清楚大人定下的规矩，也很清楚如何公然违抗。但从克莱因瓶总部垂吊的大量蕨类植物就能推断，这里很难算是一个要求严苛的封闭设施。那时正是艾丽斯·米勒（AliceMiller）所写的《天才儿童的悲剧》（TheDramaoftheGiftedChild）最流行的时期，这是一本帮人自助的畅销书，目的是揭露父母教育过程中那些难以察觉的反面行为，这些行为即便在最切实际的家庭中也可能存在。米勒极力主张让读者去“寻找真相”，发现童年曾遭到虐待的可能，同时让谈话疗法风行一时。克莱因瓶的顾问们一边用陶瓷杯喝茶，一边向那些不善言辞的青少年保证——没有什么感受是平淡无奇或难以启齿的，都可以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