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午的奔波对我仍虚弱的身体是一次考验，下午，我感到疲惫不堪。在福尔摩斯离家去听音乐会之后，我便躺在沙发上，想睡上两小时。谁知事与愿违，上午发生的事使我兴奋不已。一些稀奇古怪的幻想和猜测纷至沓来。每次我将眼睛合上，便会见到那副扭曲了的像狒狒一样的死人面孔。那副穷凶极恶的表情给我的感觉倒是该感谢那个将此人从这个世界送走的人。人类罪恶的特征都集中在这个克利夫兰的伊诺克·丁·德雷伯一人身上。然而，我知道事情要公平对待，他的罪恶不能作为宽恕杀人凶手的借口。
福尔摩斯说这个人是被毒死的。我越想越觉得这个推断不寻常。我记得他闻了闻这个人的嘴唇，无疑他发现了什么，使他得出了这个结论。而且，如果不是中毒，那这个人又怎么会死去呢？因为，他身上既没有伤痕又没有扼死的痕迹。可是，另一方面，地板上那么多血迹又是谁的呢？现场没有斗殴的迹象，被害人又没有武器可以去伤害他的对手。只要这些问题找不到答案，我就难以入睡，福尔摩斯也是如此。他那平静和自信的态度使我确信他已经有了一个推论来解释这一切，但是，是怎样一个推论，我一时还猜不出来。
他很晚才回来。音乐会不会要这么长时间。他到家时晚餐都已经上桌了。
“美妙极了，”他一边坐下一边说，“记得达尔文对音乐是怎样评价的吗？他说，人类产生和欣赏音乐的能力远在语言能力之前。也许，这是我们这么难以言喻地受到音乐的影响的原因。我们的心灵对过去那些迷茫的世纪只有模糊的记忆，那时候世界还处于童年。”
“你想得太远了。”我评论说。
“一个人如果要解释大自然，他的思路就得和大自然一样宽广，”他说，“你怎么了？看上去和平常不一样。是布里克斯顿路那件事使你心神不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