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台角处取下他那个药瓶，又从整洁的山羊皮皮箱里取出皮下注射器。他激动地用自己白皙的手指调整着纤细的针头，卷起衬衣左袖口。有一片刻他凝目沉思，盯着自己多腱的前臂和手腕，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被针扎的痕迹。最后他一下将尖利的针头扎进肌肉，压下小小的活塞，然后躺在用天鹅绒做衬里的扶手椅上，舒心地出了口长气。
数月以来，我每天都要目睹三次他这样的动作，这种习惯行为并没有使我适应。相反，这种情形愈来愈使我烦躁不安，想到我缺乏阻止他的勇气，每晚我都觉得很惭愧。我曾一次又一次发誓说，要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他。可是你看我这个同伴，一副冷静沉着、若无其事的神气，因此对于他的个人自由，人们是最不愿意去过问的了。他才能卓越，举止非凡，我从和他一起经历的事情中，看到他所具有的许多超群本领，这一切使我迟疑不决，缺乏足够的信心去阻挠他。
然而那天下午，或者是我午餐时喝了博思红葡萄酒[1]，或者是他打针时那种过于做作的动作让我怒不可遏，我突然感到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今天又注射什么呢，”我问，“吗啡还是可卡因？”
他刚打开一本陈旧的用黑体活字印刷的书看着，听到我问他便没精打采地抬起眼睛。
“可卡因，”他说，“百分之七的溶液。你想试试吗？”
“不想，一点不想，”我生硬粗鲁地回答。“阿富汗战役阿富汗战役，指第二次阿富汗战争（1878—1880），华生当时是一名军医。使我体质至今还没恢复。我可不能再损害它了。”
他见我如此激动，笑了笑。“也许你是对的，华生，”他说，“我也认为可卡因对身体影响不好。可是我发现它有超常的刺激作用，能使头脑保持清醒，而它的副作用也就无关紧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