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三四小时后，我赶到西七十几街，下出租车，把我的名字报给门房。这不是我从布鲁克林回来后坐的第一辆出租车。此前，我赶着去见过几个人。有人请我喝酒，但我一杯也没有喝，只喝了些咖啡，包括两杯我喝过的最上等的咖啡。
门房报完我的名字，把我领到电梯前。我乘电梯上到六楼，找到要找的门敲了几下。一个蓝色头发中夹杂着白发，像鸟一样轻快的女人打开门。我作过自我介绍，她把手伸给我。“我儿子在看橄榄球比赛，”她说，“你喜欢橄榄球吗？我自己对橄榄球没什么兴趣。快请坐，我去告诉克劳德你来找他。”
但她没必要去了，克劳德已经站在客厅后面的拱道里。他穿着一件白衬衫，外罩一件棕色无袖开襟羊毛衫，脚下穿着居家拖鞋，一双短胖的手，两根拇指钩在腰带上。他说：“下午好，斯卡德先生。请这边走好吗？妈妈，我和斯卡德先生去私室了。”
我跟着克劳德走进一间小房间。几把垫得又厚又软的扶手椅围着一台彩色电视机。电视大屏幕上，一个东方女孩正躬身靠近一瓶男士古龙香水。
“有线电视，”洛比尔说，“接收效果绝对完美。一个月只花两三美元。接通有线电视前，接收效果总是不好。”
“你在这里住很久了？”
“一辈子都住这儿。哦，不完全是。我差不多两岁半时，我们搬到这里。当然，那时我父亲还活着。这是他的房间，他的书房。”
我环顾四周。墙上挂着英国狩猎版画，几架风笛，几张镶框的照片。我走到门口，把门关上。洛比尔见了，也没说什么。
我说：“我和你老板谈过了。”
“普雷亚尼安先生？”
“是的。他很高兴听到杰瑞·布罗德菲尔德不久将获释。他说他不确定布罗德菲尔德的证词会有多大用处，但他说，他很高兴看到这个人不会被含冤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