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夜，我们中的一个会醒来，唤醒另一个。我最后一次醒来，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无力的阳光滤过混浊的空气，把房间照得金灿灿的。我下床，从床头柜上拿起手表。时间已近中午。
快穿好衣服时，我发现她给我留了一张便条，夹在梳妆台上方，玻璃和镜框之间，字很小，笔迹工整。
我读道：
亲爱的——
孩子们喜欢怎么说来着？昨晚是我余生的第一晚。
我有很多话要说，但以现在的状态，却又无以言表。请打电话给我。请给我打电话。
你的女人
我通读好几遍，小心地把便条叠好，塞进钱包里。
信箱里只有一条信息。福尔曼在凌晨一点半左右打过最后一次电话。之后，他显然彻底死心，去睡了。我从大厅给福尔曼打电话，电话占线，便出去吃早餐。从窗户望去，空气污染得厉害，但走在街上，空气还算很干净。也许是因为受心情影响。我已经很久没有神清气爽的感觉了。
喝完第二杯咖啡，我起身给福尔曼打电话。电话仍然占线。我又回去喝第三杯咖啡，拿出一支给戴安娜买的香烟吸起来。昨晚，她吸了三四支，她每吸一支，我都陪她吸一支。我吸完半截烟，把烟盒留在桌子上，第三次试着打通福尔曼的电话。我付过账，步行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去看福尔曼在不在那里，或者是否去过。他不在，也没去过。
有一种感觉在意识边缘徘徊，哀怨地向我抱怨。我用阿姆斯特朗酒吧的公用电话再次打给福尔曼。同样的忙音，听起来和通常的忙音不一样。我打电话给接线员，告诉她我想知道某个号码是占线还是没挂好听筒。我显然遇到一个不会说多少英语的姑娘，她不知道如何完成我要求她完成的任务。她主动提出让我和她的主管联系，但我离福尔曼的住处只有六个街区，所以告诉她不用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