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要从两天前，一个冷飕飕的星期二下午说起。我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开始了新的一天，像往常一样，用咖啡和波本威士忌来平衡生活，喝咖啡让生活节奏加快，喝波本威士忌则让生活节奏慢下来。我当时正在看《邮报》，完全沉浸在所阅读的内容中，甚至没有注意到他把我对面的椅子拉开，坐了下去。他清了清嗓子，我才抬头看见他。
他是个小个子，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两颊凹陷，前额突出，下巴上留着山羊胡，上唇刮得干干净净，双眸被厚厚的眼镜放大，呈深棕色，充满活力。
他说：“马特，忙吗？”
“不算忙。”
“想和你聊一会儿。”
“当然可以。”
我认识他，不是很熟。他叫道格拉斯·福尔曼，是阿姆斯特朗酒吧的常客。他酒喝得不多，每周都来四五次，有时带个女伴，有时独自一人，通常喝啤酒，聊一会儿体育、政治或其他时新话题。据我所知，他是作家，不过，我不记得听他讨论过自己的作品。但他显然做得很好，所以不需要上班。
我问他有何贵干。
“马特，我有个熟人想见你。”
“哦？”
“他想雇你。”
“带他过来。”
“这可办不到。”
“哦？”
福尔曼正要开口，却欲言又止。翠娜走过来，问他想喝点什么，他点了一杯啤酒。我们尴尬地坐在那里，等翠娜去拿啤酒，端上来，又走开。
他接着说：“情况复杂。他不能在公众场合露面。他，唉，躲起来了。”
“谁躲起来了？”
“这可得保密。”我白了他一眼，“好吧，好吧。假如你面前的是今天的《邮报》，也许你已经读到过他的事了。反正你也会读到的，过去几周，报纸上到处都是报道他的消息。”
“他叫什么名字？”
“杰瑞·布罗德菲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