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我身体很不舒服，吞服一些阿司匹林，下楼到红焰餐厅喝了很多咖啡，感觉略微好了些。我的手微微颤抖，胃里不停地翻江倒海，想要呕吐。
我真想喝上一杯。可想归想，我知道不能再喝了。我有事要做，有地方要去，有人要见，只得被迫喝咖啡。
在第六十街邮局，我买下一张一千美元的汇票和一张四十五美元的汇票，在信封上写好地址，把两张汇票都寄给安妮塔。然后，我拐过街角，走到第九大道的圣保罗大教堂。我一定在教堂里坐了十五到二十分钟，什么都没有特别去想。出门前，我在圣安东尼塑像前停下，为不在的朋友点上几支蜡烛。一支点给波西亚·卡尔，另一支点给爱斯特丽塔·里维埃拉，还有几支点给另外几个人。我把五张五十美元大钞投进济贫箱的槽口里，走出教堂，步入寒冷的晨雾中。
我和教堂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关系，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理解。这种关系开始于我搬到第五十七街，住旅馆后不久。我开始花时间在教堂里流连，开始点蜡烛，进而发展到开始奉献什一税。最后一点是最奇怪的部分。我从赚到的钱中拿出十分之一，捐给自己收到钱后碰巧作短暂逗留的第一座教堂。我不清楚教会用捐款做什么。他们可能会把一半的钱花在让快乐的异教徒皈依上，用剩下的一半为神职人员购买大轿车。但我一直把钱给他们，并一直想不通为什么。
天主教得到了我奉献的大部分钱。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教堂通常是开放的。否则，我是不分教派的，要多普世有多普世。布罗德菲尔德付给我的第一笔款项，有十分之一到了波西亚·卡尔家附近圣公会所属的圣巴塞洛缪教堂。现在，布罗德菲尔德支付的第二笔款项有十分之一到了圣保罗教堂。
天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