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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走在街上的黑人，”海斯巴契医生站在惊奇酒吧里，对身旁的人说，“让我想到了你，伍尔摩先生。”
海斯巴契医生向来如此，虽然两人交情已有十五年，他还是不忘加上“先生”二字——这份友情进行得戒慎缓稳、字斟句酌，一如他所下的病情诊断。或许要等到站在伍尔摩临终的病床边搜寻着他愈见衰弱的脉搏时，海斯巴契医生才会改口叫他一声“吉姆”。
那黑人瞎了一只眼，两腿一长一短；戴着旧式毡帽，透过褴褛的衬衫肋骨历历可见，有如一艘报废的老船。一月的暖阳照耀，他在红黄交错的廊柱外沿着人行道边缘行走，边走边数着自己的脚步。当他走过惊奇酒吧转往瓦杜德街时，正数到“一千三百六十九”。他走得很慢，好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吐出这么长的数字——“一千三百七十”。他是国家广场的熟面孔，经常出没在这一带，偶尔会放下那长串的数字，向游客兜售春宫画，之后又回到刚才的数字，继续往下数。当一天终了，他就像一个搭乘大西洋渡轮的精力充沛的游客，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这一天总共走了多少路。
“你是说乔伊？”伍尔摩问，“我一点也看不出他哪里像我——当然，跛脚除外。”
但他还是本能地朝着那面标示有“热带Cerveza[1]”的镜子觑了自己一眼，仿佛他走在老镇的街道上也是那么无力颓败。可是从镜子里回望着他的那张面容，除了因为蒙上码头吹来的沙尘而略带苍白外，其他还是一样：四十来岁，细纹密布，满面愁容。他比海斯巴契医生年轻得多，但陌生人看到这张脸铁定觉得它撑不了多久——暗沉已经进驻，那股忧容连镇静剂都抚平不了。黑人蹒跚着走出他们的视线，弯进帕萨奥街的拐角。这一天来来往往的尽是擦鞋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