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头痛欲裂，不仅仅是因为宿醉，还有神经紧张的关系，我一向都是如此。说起来，我能入睡也真是一个奇迹。
图凡要人送来的“能吃的东西”原来是酸奶(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和某种羊奶奶酪。他打电话时，我只吃了些面包。
林肯车被留在卡拉阿加克边防检查站，那里晚上没人，图凡不得不叫醒检查站的站长开门，同时还安排了一名军车司机将车送至驻军汽修厂。里面的枪支弹药，还有我的行李，都被移交给当地的陆军司令部检查。也就是说，之后为了将车门里的东西重新放回去，做到像刚发现时那样，又召集了更多的人，包括搜过车的海关检查员在内。
即便是动用了图凡所有的权限，光组织人手也花了一个小时。然后，就是我的旅馆住宿问题。那时的我已经筋疲力尽，不介意在牢房里睡上一觉。我也这么跟他说了，但是，他想了半天。当然，我并没有因此感到安慰，实际上，我不得不听上一番长篇大论。如果哈珀问我在哪里过夜怎么办？如果这样怎么办，如果那样怎么办？特工有时不得不冒险，但绝不能冒没有必要的风险；因为在小事上疏忽大意而陷入困境不可原谅；等等。那是他第一次称呼我为“特工”，感觉别扭极了。
图凡已经跟我说好，9点钟的时候在宾馆附近的一栋新公寓楼外见面。我到时他已经到了。他的穿着还算整洁，但是没有刮胡子，眼睛也有些浮肿，似乎整夜没睡。他甚至连句“早上好”都没说，就示意我跟上，然后率先走下一条斜坡，带着我来到公寓楼地下的小停车场。
林肯车就停在那儿，看上去很干净。
“车洗过了，”图凡说道，“上面留下的指纹太多。等你开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会再次沾上尘土。你最好看下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