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料，第二天科瓦尔斯基先生就被无罪释放了。可是博瓦尔人从不轻易改变看法，在他们眼里，科瓦尔斯基先生仍然有重大嫌疑，毕竟空穴才会来风，无风又怎会起浪。
随着安托万的焦虑慢慢平息下来，他的母亲对当地新闻的兴趣也渐渐枯竭，再也不会像住院期间一样，如痴如醉地盯着电视屏幕看了。所以，不同于安托万，她只是碰巧才注意到了检察官在省级法院前跟记者说的那些话：
“不，让博瓦尔所有居民都进行一次DNA检测，这是不现实的。这个方案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财政能力，更关键的是，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来实施这项计划，毕竟目前还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表明，我们正在寻找的DNA样本的主人(而且我们还不能确定此人就是杀害小雷米·德梅特的凶手!)，就一定是博瓦尔本地人，而不是周边城市的人，或是某个路过此地的外来人员……”
“就是说啊!”库尔坦夫人低声抱怨道，好像法官说的那些话，终于证实了她长久以来所坚持的观点。
如今最后一个障碍也清除了，安托万可以自由地离开了：库尔坦夫人已经完全康复，恢复了体力，他也该回去准备考试了。
“这么快吗？”库尔坦夫人不敢相信地问道。
母亲坚持要一起吃顿“简餐”(所有盛大的事情，她都会用“简”字去形容)，只见她套上了大衣，准备出发去镇中心。她将以圣迹治愈的姿态出现在那些商店里，然而却还要装出谦逊的样子，安托万不禁觉得好笑。
他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妥当，暂时还不想打电话给劳拉，他要回去给她一个惊喜。
吃饭的时候，库尔坦夫人用一小杯波尔图葡萄酒犒劳了自己。两人都没有多言，甚至都还有些不敢相信，就在两天前，一切还是那么不确定，而如今，他们却这样坐在一起吃起了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