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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位新客人到来之前，以及在艺术史学家协会在这里开博物馆之前，有好长一段时间没人住在这栋房子里。工作日的下午，偶尔有小孩为了在朋友面前逞能，会从一楼的窗户爬进来，这让我也算是有了伴儿。有时候，我要是心情不错，还会给爬进来的孩子助助兴，要么砰地关上一扇门，要么摇晃一扇窗，吓得他们尖叫着往外爬，还会狼狈不堪地把自己给绊倒。
但是，我想念有合适的客人陪伴我的日子。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些人陪伴过我，但非常非常少，我爱他们。没了他们的陪伴，我现在每星期都得忍受一次强加给我的耻辱：忙碌的人群蜂拥而至，职员们还津津乐道地剖析我的过去。游客的嘴里，都说着有关爱德华的事，可他们会叫他“拉德克利夫”或是“爱德华·朱利叶斯·拉德克利夫”，这让他听上去，既老气，又古板。人们忘记了，他住在这栋房子里的时候是多么年轻。我们决定离开伦敦时，他才刚过完二十二岁生日。他们用严肃、恭敬的语气谈论着艺术，还望着窗外，冲河边的方向比画着，说的话类似于“他画的泰晤士上游，灵感来自这处风景”。
范妮也备受关注。她成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可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和她相识的人来说，这是难以置信的。人们猜测着“那件事”是在哪儿发生的。报道中的说法从来就不清不楚，而且不同的报道还会相互矛盾。再者，虽然那天房子里不止一个人，但他们的说法含含糊糊，一些细节也湮没在历史之中。我自己并没亲眼看到——我没在那个房间里——但因为造化弄人，我看过警方的调查报告。我以前的一位客人，伦纳德，拿到了非常清晰的报告副本。在很多个安静的夜晚，我们一起仔细研究过这些报告。当然，上面的内容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可当时就是那样的世道。也许现在仍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