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埃洛蒂依然感到奇怪而不安。于是，她利用坐火车上班这段时间把她还记得的母亲讲过的睡前故事都草草地记录下来。伦敦的景象在车窗外一片模糊。车厢里，有一群小学生在盯着手机偷偷地笑着。埃洛蒂把记事本放在膝头，将现实世界隔绝在外。她的笔尖在纸页上划过，可在快到滑铁卢站时，她的热情开始退去，书写的速度也慢了下来。她瞥了一眼自己刚刚写下的文字，故事里讲述的有那栋带日月星辰风向标的房子，有附近那条变幻莫测的蜿蜒的河流，还有在夜晚的森林里发生的那些精彩又可怕的事情。埃洛蒂感到有些尴尬。毕竟，这是讲给小孩子听的故事，可她是个成年人。
火车停在了月台边。埃洛蒂把背包从脚边的地板上拿了起来。她看了眼素描簿——现在它被裹在一条干净的棉质茶巾里——她回想起自己昨天下午的鲁莽行为，想起自己的一时冲动，想起自己越来越笃定这本素描簿预示着某种神秘，一阵不安涌上心头。她甚至怀疑，这本素描簿这些年来一直都在等待着她——感谢上帝自己没傻到把这个想法说给父亲听!
在埃洛蒂经过河岸街圣母教堂时，电话响了起来，佩内洛普的名字出现在手机屏幕上。埃洛蒂感到心慌，她突然意识到父亲说的也许有些道理。自己之所以这么不安，可能都是因为婚礼，并不是因为那幅画着房子的素描。她没接佩内洛普的电话，而是把电话塞回了口袋里。当天下午，她要先和皮帕碰个面，向她说些具体情况，然后还要到自己未来的婆婆大人那里报到。
埃洛蒂曾想过数千遍，要是自己的母亲还活着就好了，这样就有人和佩内洛普势均力敌了。母亲能做得了主——不仅仅是在她父亲那里——因为劳伦·阿德勒可是了不得的人物。埃洛蒂在十七岁时就曾疯狂研究过有关母亲的报道，先是上网，后来又跑到大英图书馆申请了借书证，把自己能找到的每篇有关劳伦·阿德勒辉煌职业生涯的文章和访谈都收集了个遍。她晚上在自己的卧室里阅读了所有的文章，并以此拼凑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的形象：她有着惊人的天赋，是乐器演奏方面的大师级人物。不过，让埃洛蒂反复品味的是那些访谈，因为在那些引号之间，她发现了母亲自己的话，发现了她的想法、她的声音、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