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缓缓迈向一九一五年，逐渐流逝的日子表示战争不可能会在圣诞节前结束。遥远土地上的枪声震动，战栗传遍欧洲平原，数世纪以来由仇恨所滋养的睡魔遽然苏醒。哈特福德少校被征召回军旅，与其他早已为人所淡忘的英雄一同出发；阿什伯利勋爵搬进伦敦的公寓，加入布卢姆斯伯里地方志愿军。弗雷德里克先生因为曾在一九一○年冬天染患过肺炎，因此不能入伍，但他将汽车工厂改建为战机工厂，因而得到政府颁发的特别勋章，表彰他对战时重要工业的重大贡献。知晓内情的南希说，对于一直梦想着参军报效国家的弗雷德里克先生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安慰。
历史证明，一九一五年慢慢揭开了战争狰狞的真面目。但历史是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当法国年轻人正为无法想象的恐惧而战时，一九一五年的里弗顿庄园岁月与一九一四年无异。我们当然知道，德国和法国军队对峙的西线已然陷入胶着的僵局，汉密尔顿先生一直急切地为我们读可怕的报道。战争带来的些许不便使得人们在讨论战争时不禁摇头，表示焦虑，但足以安慰的是，这场战争给了那些日常生活仍能维持不变的人们崭新的生活目标。
瓦奥莱特夫人参与创办了数不清的委员会，从为比利时难民安置合适体面的宿舍，到为复原军官举办汽车出游活动等，不一而足。整个英国境内，年轻女性（还有一些年纪更轻的男孩）都以一己之力报效国家，她们在繁忙的琐事中拿起编织针，为前线的男孩们打出无数围巾和袜子。芬妮不会编织，但急于想给弗雷德里克先生留下爱国情操的印象，就投身编织大队伍，组织人们将编织品装箱，送到法国。甚至连克莱姆夫人都表现出罕见的公益精神，收容了瓦奥莱特夫人核准的一位比利时人。那是一位老女士，英文很差，但周到的礼数足以弥补这个缺失，克莱姆夫人从她那里询问到了德国入侵时所有可怕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