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自作聪明的法国人尚福尔[1]说，偶然不过是“天意”的绰号。
这种取巧的警句犯了乞题谬误，目的只是要掩盖那个令人不悦的真相：人世间，偶然即便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至少也有重要影响。但这种想法也算情有可原。有时候的确会发生一连串的巧合，难免让人把偶然当成“天意”的安排。
迪米崔·马克洛普洛斯的故事就是一例。
像拉蒂默这样的人居然会听说迪米崔这样的人，单是这一点就很不可思议。不仅如此，他还亲眼见到了迪米崔的尸体，进而浪费几个星期的宝贵时间打听此人不可告人的过去，最终还因为一个罪犯对室内设计的奇特品位而捡回一条命。总之一切荒唐古怪，叫人称奇。
但事实如此，如果连同事件中的其他事实一并考虑，那就很难让人不去感叹冥冥中自有安排。事情过于荒唐，似乎用“偶然”“巧合”是说不通的。对于怀疑论者，只有一个解释可以聊以**：倘若真的存在超乎人类的“法则”，那么其执法者的效率却次于人类。选中拉蒂默来做执法工具，这么做的只能是白痴。
查尔斯·拉蒂默成年后，15年间一直在英国一所二流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师。到三十五岁时，他出版了三本著作。第一本研究蒲鲁东对19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的影响；第二本题为《1875年的哥达纲领》；第三本分析罗森伯格《20世纪的神话》的经济意义[2]。
当时他刚校对完最后这本大部头，和民族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先知罗森伯格博士的短暂接触令他深感抑郁，为了放松心情，他动笔写了第一本侦探小说。
《该死的铁锹》一出版就大获成功。随后《是我，苍蝇说》[3]和《凶器》相继问世。利用闲暇时间创作侦探小说的大学教授数不胜数，不过真正做到以此为生的只有寥寥几个不惹眼的。这样一来，他当上名副其实的职业作家也许就是早晚的事。促成这个决定的原因有三：首先是他在所谓的原则问题上和学校当局产生分歧。二是身体原因。三是他恰好还没有娶妻。《一息尚存》出版不久后，他生了一场病，导致身心俱疲。如此一来，他带着些许不情愿递上了辞职信，之后就出了国，晒着太阳去完成他的第五本探案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