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K先生的尸体小心翼翼地停放在沙发**，那本宗教诗集就摆在他的耳朵旁边。“上帝在烛光里，在你家中等待着你。”他的鼻梁上仍然印着眼镜架压出来的一道红印，这个小人物躺在那里显得那么无足轻重。D说：“他的医生说他只能活六个月。他害怕自己会突然死掉，教着教着世界语就断了气。他们每小时只给他两先令。”
“咱们怎么办？”
“这是一次意外事故。”
“他是因为你冲他开了枪才死的——他们会认为这是一次谋杀。”
“真正意义上的杀人？”
“是的。”
“这是第二回了。我倒想换换口味，叫人控告一次真正的蓄意谋杀。”
“凡是关系到你自己的事你总是开玩笑。”她说。
“是吗？”
不知为什么她又生起气来。她一生气就像个孩子似的，又是跺脚又是辱骂一切权威和理性。每逢这样的时刻他对她就产生出一股柔情，因为她很可能就是他的小女儿。她对他也不要求热烈的爱情。她说：“别在那儿傻站着，好像没事儿似的。咱们怎样处理——这个？”
他温和地说：“我正在想呢。现在是星期六晚上。这套房子的女主人贴了一张条子。‘星期一再送牛奶。’这就是说，她最早也要明天晚上才回来。我整整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我明天早上就可以到达矿区，如果我现在就乘火车走的话。”
“他们会在车站把你抓住的。你已经被通缉了。再说，”她又生起气来，“你这是白白浪费时间。我告诉你，那些煤矿工人才没有那么大劲头呢。他们只求能够活下去就知足了。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我知道那里的情况。”
“不妨试一试。”
她说：“你要是真死了我倒不介意，可是我受不住老是这样提心吊胆，担心你会死。”她现在已经顾不得害羞了，她毫无顾虑地把心里的话都讲了出来。他又记起他们在月台上会面的事，她拿着一个小甜面包从大雾里走过来。要想对她不产生一丝爱情是不可能的。他们俩毕竟有些相同的地方。他们俩的生活都被世事弄得颠三倒四，他们俩都在用一种并非他们本性的暴力对过去默然忍受的一切进行反抗。她说：“你用不着像小说中那样对我讲甜言蜜语。这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