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小小的静默。我的侧面刺探的方法不能算没有效果，至少我已经看到这一回谈话的输赢。施桂也像很同情我，在并不内疚的限度内，尽量供给我各种情报。他又自动地提出一件事。
他说：“包先生，我记起来了。那青年来的时候，比何院长迟了一步。我开门他进来时，看见他挟着一个小纸包，那是用新闻纸包的，有这么大小。”他用手势表演那纸包的尺寸，约有一尺多长，三四寸直径。“可是他走的时候，没有把纸包带出去。”
“哎，那么纸包一定留在这里了。”
“是，大概如此。”
“你看见这纸包的内容没有？”
“没有。那是什么软东西，像衣服之类。”
我向室中四周瞧了一遍：“你不知道这东西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客人们去了以后，我进来打扫过，不看见这东西。”他的眼光移转到壁角间那只漆色有些剥落的大铁箱。“也许霍先生已经把它锁在这铁箱里了。”
我也瞧瞧那铁箱，又瞧瞧书桌。桌上堆着好几本书，中文、西文的都有，但没有纸包。我静默地思索。纸包里是什么东西，我当然想知道，但是好奇心的发展应得有限度。譬如锁着的抽屉，或是霍桑个人的文件，我在得到他的允许之前，从不会私自翻动过。现在东西既然锁在箱里，即使钥匙在施桂手里，我也不便叫他开箱，而且我知道施桂也不一定会答应我。
我再问施桂霍桑昨夜出去的情形。他说霍桑出去时已近十点钟，而且换了一身黑色衣服走的。回来时将近上午五点钟，神情上似乎很疲乏。他不说一句话，吃了一些饼干又喝了一杯开水，就上楼去睡。直到下午一点半，他才下楼，连他每日清早的户外运动也放弃了。他吃了些过时膳，看了两小时书，又匆匆出去，还是上夜里穿的那件黑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