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话旧
“霍先生，你瘦得多了，你的头发好像也稀薄了些哩。”
说话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汪银林，地点还是在爱文路七十七号，门前有一株高大的法国梧桐朝南的办事室中。室中的布置还是老样子，即使有些变动，也是微乎其微。最显著的，那壁炉檐上的一枚手榴弹壳不见了；一只淡青色的小瓷钟还安闲地踞在架上，并且还在滴滴地走动，那只雨过天青的古瓶也照样存在，不过瓶中空着，没有插什么花。壁角的那只铁箱漆色已显得陈旧。墙壁上那副沈筠章的五言联照样挂着，颜色自然也灰黝了些。其他文件箱，书橱，书桌沙发，藤椅之类，还是八年前的老样子，文件书籍也没有散失，不过地板上的那条温州席，因磨蚀破损而移去了。这是另一种显著的变异。总之这历史上创时代的八年中间，全世界每一角都有剧烈的变动，但在这小小的办事室中，它的变动性委实是算不得什么。
我得说明一句，霍桑在神圣的抗战火炬燃烧之后，就匆匆随着国军撤离到后方去。我因着我的佩芹因流产而起的一场大病，还延了七个半月，不能离床，所以当时我被迫地留在孤岛上，不能跟他一块儿撤退。在起初的时期，这屋子由我照顾着，直到太平洋的风浪一天一天险恶，我不能不走的时候，这屋子才由我们的老朋友何乃时博士的介绍，让给他的一个学生秦必强医生做诊所，四五年来，这屋子凭着医生的掩护，虽也会遭到敌人两次的搜索，却没有多大的毁损。胜利来临之后，我首先回到上海，时间已是一月十九日。这屋子已由何乃时博士照管着。因为胜利以后秦医生奉命到西安去，霍桑的行踪不明，我也因交通的阻梗——要飞，缺乏资格，候轮船，也候了九十七天——迟迟不能回来到上海。霍桑的旧仆施桂和苏妈也都从乡间来了，恢复了他们的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