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下午3点钟，沪粤普车准时从广州开出。在一节硬席寝车的车厢中，尖下巴的贡尚烈靠着一个寝室的窗口坐着。他感到很舒坦，因为凭着那回乡证，他顺利地通过国境线，安然从广州上车，并没有任何困难。而且车厢虽叫硬席，坐垫却是软软的，玻璃窗也抹得明明亮亮。
他默默地思忖：“完全没料到，这样顺利。要是我的行李中带个小型收发报机，也一定不会给发现的。”
每一个寝室有三个铺位。这一寝室中，除了贡尚烈，还有两个旅客。他们都是20多岁的青年，脸儿黑苍苍的，显得健壮有力。年纪较长的一个穿一套深青色呢制服，脚上是闪亮的黑皮鞋；另一个是黑布棉制服，布鞋。贡尚烈看他俩胸口都没挂徽章，但估量那穿呢制服的可能是个机关干部，很想乘机会弄些情报。可是上车以后，除了跟贡尚烈点一点头以外，他只跟那个年龄较幼的同伴交话，贡尚烈总是搭不上腔。
接着，那年长的从一个帆布袋里，掏出两三束方形的硬纸片，开始一张张翻来覆去地默念。贡尚烈斜眼望去，纸片上一面写的是俄文，一面是汉文。像是学习俄文词汇的练习片。另一个年轻的拿了一本薄薄的刊物，也一样专心地在阅读。
贡尚烈不敢冒失地打扰他俩，就凭着车窗，眺望那迅速远去的野景。这时候秋稻早已进仓，树木都脱尽了叶子，只剩些光秃秃的枝干，田野间一片空旷。但是仍然有成群的男女在劳动。有一处，他看见空地上插着好几面小小的红旗，许多人沿着一条直线，在挖泥、挑土，仿佛是在开什么沟渠。
贡尚烈摇一摇头，暗暗地想：“这些农民也够苦了。几千年来，农民在冬季里一直是空闲的；现在是年终腊尽，他们反而这样忙。美国报纸上登过的‘共产党实行强迫劳动’，眼前明明就是个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