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所有的时钟，切断电话，
用一根多汁的骨头阻止狗吠，
黯哑钢琴，用低沉的鼓声，
抬出棺材，让送葬者前来。
——布考斯基《葬礼蓝调》
伊沙、老G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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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呢？”她问。“你的故事好长。”
“后来我爹死了，他死的时候我还在部队，那天我收到一封电报，只有四个字——”
父死速归。落款是梅姨。
“节哀顺变啊，小刘。”指导员说。
消息是一大早收到的，当时指导员没告诉我，而是分派其他人给我订好了车票。
当天下午四点，我登上了开往赤城的火车。窗外是连绵的山，光秃秃的，有的山已被炸药崩掉一半，露出血迹斑斑的茬口。那是工程兵的杰作，开山修路伐林架桥，眼前的景象千疮百孔，但不久就会景象一新。这个国家正在器宇轩昂地改造着自己的面貌，正像收音机里所说：伟大的中华民族很快就将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
列车钻过一个隧道，车里长久地暗下来。有乘客在惊叹，“这个洞可真长啊，啧啧，了不起，这得多大工程啊！”
“这隧道就是我们部队开出来的。”这句话在嘴里打了个漩，又被我咽了回去。亲爹死了，这时候还是不说话为好。
“不用节哀，他早就该死了。”这是我那天咽回去的第一句话。我有点儿大吃一惊，为这句差点脱口而出的话。
“谢谢指导员。”我说。我想这时候最好是有点儿眼泪，可泪腺不听我差遣，我只好垂下头，转过身，把悲戚之色从后背蒸发出去。
母亲死后一周，爹就搬到了那个叫梅姨的女人家。当时我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已返回部队，这个消息是妹妹忍秋告诉我的。“无耻。”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电话的另一端，忍秋沉默了片刻，说，“哥，你不能这么说爹，你想想看，他还真没什么对不起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