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的夏天我偷了一台录像机，JVC的。一九九〇年的夏天我还偷了我爸的存折，买了一个BP机。这是那年我全部的犯罪记录。
我给山哥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的呼机号。他说我爸已被他送到乡下安顿好，让我不用担心。我问他能不能给我爸打个电话，他说那山村偏远，改革开放的成果尚未荫及此地，偌大个村子就一部电话，很不方便。我问，我爸他好吗？他说，你爸身体倒是没什么事，就是吃的东西不多，话也少了。
电话那头的山哥听我不吭声，就说了句英语，让我“don’t worry about it”，他说他正在托关系，很有希望。他和所里那个“大肚子蝈蝈”警察也见面了，给了他两条玉溪。警察答应了，就没通知我爸的单位。
“这样你爸的名节暂时无虞。不过那个警察说，这案子不能撤，他们有指标的，限期一个月，你爸必须按时归案。到时候是劳教还是罚款，视认罪态度而定。”山哥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蹲监狱的，他是我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了，山哥。”
“感谢个屁，”他说，“等你将来挣了钱，给我买两条玉溪。”
那段时间，说实话吧，我没怎么想我爸。我天天能见到杨秭，她占据了我爸的位置。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杨秭、我爸坐在一辆电车的最后一排。杨秭不停地挪动屁股挤我爸，我爸的脸都贴在车窗玻璃上了，青紫变形，看上去让我不寒而栗。醒来后天快亮了，我把脸贴在复印机上，刺眼的绿光闪过，白纸上浮现出一张人脸。我和它对视良久，然后把那张脸撕成一条一条的，扔进字纸篓里。
在梦里，杨秭的脸上是我熟悉的坏笑。我周身僵硬，一语不发，任由她把我爸挤得无立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