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伯克利·科尔和丹尼斯·芬奇·哈顿而言，我家就是个共产主义机构。家里的每件东西都属于他们，并且他们以我家为傲，感觉缺些什么都往家里搬。他们为我带来上等的红酒和烟草，还从欧洲弄来书籍和唱片。伯克利开车载满火鸡、鸡蛋和橙子，从他自己在肯尼亚山的农场过来。他俩都有雄心壮志把我打造成像他们一样的品酒家，为了达成这项使命不遗余力。他们对我的丹麦餐杯和瓷器都极感兴趣，常用我家所有的玻璃杯在餐桌上搭出闪亮的大金字塔，一个摞着一个，两人喜欢欣赏这一景致。
伯克利住在农场时，每天上午十一点要去森林里喝一瓶香槟。有一次他在向我告别时，除感谢在农场度过的时光之外补充说道，这幅图画里有一块阴影，因为我们在树下喝酒时用的是粗糙俗气的玻璃杯。“我知道，伯克利，”我说，“但我没剩几个好的玻璃杯了，而且仆人们每次要拿着好杯子走这么长的路，总是会打碎。”他严肃地看着我，握着我的手。“但是，亲爱的，”他说，“这还是很可悲。”于是之后，他把我最好的玻璃杯都拿到森林里去了。
伯克利和丹尼斯在移民非洲时曾让英格兰的朋友们深深惋惜，他们在殖民地又受到极大的爱戴和景仰——但他们依然是流放者，这很奇怪。不是哪个社会把他们丢出来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一处在驱逐他们，而是时代造就，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纪。除了英国，没有其他哪个国家能够创造出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是返祖现象的实例，他们所属的时代是更早期的英国——一个不复存在的世界。在当今的时代，他们无家可归，不得不四处流浪，最后他们来到农场。他们并不自知，反而对抛下英格兰的生活有种愧疚感，就好像朋友们都在任劳任怨地忍受义务，他们却仅仅因为厌倦就逃离了一切。丹尼斯谈到自己的年轻时代——尽管他现在仍很年轻、他的前景，以及英格兰的朋友给他的建议时，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的哲人杰奎斯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