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托什的故事上过报纸。故事引出一起案件，为了寻找启示，也安排了陪审团把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审理一遍，一些启示仍然可以从旧档案里读到。
基托什是个年轻土著，他给莫洛的一个年轻白人移民做仆人。六月的一个星期三，这个移民把自己的一匹棕色母马借给了一个朋友骑去车站。他派基托什去把母马牵回来，告诉他不许骑马，只能牵着走，但基托什跳上了母马，骑马回来。星期六，这个移民——基托什的主人，听到一个目击证人打的小报告。作为惩罚，主人在星期天的下午鞭打了基托什，之后又把他绑在自己的仓库里。星期天的晚上，基托什死了。
为了这件事，八月一日，纳库鲁的铁路研究所里设立了高等法院。
土著们扎堆坐在铁路研究所附近，他们一定在好奇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的头脑里，这起案件再清楚不过了，因为基托什死了，这个毫无争议，而且根据土著的理念，对他的家人要有死亡赔偿。
但欧洲的公正概念与非洲的不同，在白人陪审团看来，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马上浮现出来。案件的判决可能是谋杀、过失杀人或是重伤。法官提醒陪审团，罪行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涉案人的动机，而非取决于结果。那么，基托什案件里涉案人的动机以及思想态度又是什么呢？
为了判定殖民者的动机和思想态度，法院让他一天里被盘问了几个小时。他们在尝试构建案件的画面，扯进了能找到的大量细节。笔录是这么写的：主人叫来基托什，他来了，站在三码以外。报告里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实则意义重大。此时，他们处在戏剧的开端——白人和黑人，相隔三码的距离。
但从这里开始，故事推进，画面的平衡感被打破，主人的形象变得模糊而渺小。他不得已地变成了大场面中的一个辅助角色，一张苍白孱弱的脸，失去了全部分量，看起来就像是人物剪纸，像被一股气流，或是被随心所欲的自由吹得到处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