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发生了几件事情。
我跑了三趟日落公园，两趟是我单独去的，第三趟TJ陪着我。一天下午我心烦意乱，打他的寻呼机，几乎立刻接到了他的回电。我们在时报广场地铁站碰头，一起乘地铁去布鲁克林。我们在一家熟食店吃午饭，在那家古巴小馆子喝拿铁，然后走了好一会儿。我们一直在聊天，尽管我对他依然没什么了解，他却知道了我的一些事情——只要他真的在听我说话。
等回城的地铁时，他说：“喂，今天你不用给我钱，因为咱们什么都没干。”
“你的时间总该值点儿什么的。”
“那得做事才行，但我今天一直在闲逛。哥们儿，我从小到大这么做都是免费的。”
另一个晚上，我正要出门去参加戒酒会的活动，却接到了“丹尼男孩”的电话，于是火速赶往科罗纳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有三个小痞子在那儿活动，他们最近变成了散财童子。他们是绑匪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科罗纳在皇后区北部，离日落公园足有几光年，但我还是去了。我坐在吧台前喝圣培露矿泉水，等那三个穿丝绸礼服的家伙来撒钱。
电视开着，十点钟的第5频道新闻说警方刚刚逮捕了三名男性，他们不久前抢劫了四十七街的一家钻石店，还用枪托打伤了店员。酒保说：“哎，你说巧不巧！这帮浑球儿连着来我们这儿玩了三个晚上，花钱好像怎么花都不嫌快。我就觉得他们的钱来路不正。”
“他们用传统的老办法挣钱，”我旁边的男人说，“盗抢。”
我离谢亚球场只有几个街区远，然而离大都会球队还有几百英里远，那天下午他们在瑞格利球场以一两分之差输给了芝加哥小熊球队。洋基队在主场迎战印第安人队。我走到地铁站，上车回家。
另一天我接到德鲁·卡普兰的电话，他说凯利和布鲁克林凶杀科的伙计要帕姆跑一趟华盛顿，去匡提科拜访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暴力犯罪分析科。我问她哪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