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星期四。星期一我吃完午饭回来，前台有我的一通留言。上面写着：请致电彼得·咖喱。底下的号码是718打头的，所以不是从布鲁克林就是从皇后区打来的。我不记得我在布鲁克林或皇后区认识一个叫彼得·咖喱的人，事实上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认识姓这个的人，但我不认识的人打电话给我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我上楼回到房间里，拨通了字条上的号码，接电话的是个男人。我说：“咖喱先生？”
“哪位？”
“我叫马修·斯卡德，有人留口信叫我打给你。”
“有人留口信叫你打给我？”
“是的。上面说你是十二点一刻打进来的。”
“你说你找谁来着？”我又念了一遍名字，他说，“哦，我知道了，你就是那个侦探，对吧？是我哥哥打给你的，我哥哥彼得。”
“上面说是彼得·咖喱。”
“等一等。”
我等着，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声音说：“马特，我是彼得。”这个声音与前一个很像，但稍微低沉一点儿，也稍微柔和一点儿。
“彼得，”我说，“我认识你吗，彼得？”
“对，咱们互相认识，但你未必知道我叫什么。我算是圣保罗教堂戒酒会的常客，呃，五六个星期前主持过一场活动。”
“彼得·咖喱？”我说。
“是库利，”他说，“我是黎巴嫩裔，我想想该怎么形容一下我自己。我戒酒一年半了，住在西面五十五街的一家寄宿公寓里，我当过信使和快递员，但我的本业是电影剪辑，只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去——”
“你的人生故事里有很多毒品。”
“没错，但最后真正打倒我的还是烈酒。想起来我是谁了吗？”
“嗯。你发言的那天晚上我也在。只是我一直不知道你姓什么。”
“规定里也没说我要报上全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