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点刚过，我回到我住的旅馆。我和凯南·库利长谈了一番，在我的记事本里填满了好几页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的朋友、生意伙伴和家族成员的名字。我去车库检查了弗朗辛的丰田凯美瑞，发现那盘贝多芬磁带还在磁带卡座里。就算弗朗辛的车里还有其他线索，我也没有发现。
我没能检查用来运送尸体碎块的灰色天霸。绑匪违章停车，交管局的拖车在周末的某个时候把车拖走了。我可以想点儿办法查到它的下落，但那有什么用处呢？这辆车肯定是绑匪为了弃尸而偷来的，而且从车况来看，很可能早就被车主扔掉了。警方鉴证人员也许会在后车厢或车里找到污渍、织物纤维或其他什么证据，说不定能变成一个有价值的调查方向。但我没有能做这种鉴证工作的资源。到头来我很可能只是在布鲁克林跑来跑去，搜寻一辆多半会对我守口如瓶的破车。
我们坐进别克车，走了一条漫长而迂回的线路，途中经过达戈斯蒂诺超市和大西洋大道上的阿拉伯美食世界，然后向南到海洋大道和法拉格特路路口的第一个电话亭，然后沿着弗拉特布什大道向南，再沿着N大道向东，开到韦特兰斯大道上的第二个电话亭。我并不是非要亲眼见到这些地点不可，盯着投币电话看不会让你突然得到海量的情报，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到现场去走一走人行道，爬一爬楼梯，亲身体验一下氛围，花费的这些时间往往是值得的。这能营造一种真实感。
这么做同时也让我带着库利兄弟再次从头到尾过了一遍案情。在警方调查中，目击证人几乎总是会抱怨说他们必须向不同的人反复讲述同一件事。在他们看来，这么做毫无意义，但其实这么做很有意义。你向很多不同的人讲述了很多遍，也许你会想到什么你先前遗漏的细节，也许不同的人会听到其他人忽略的要点。